第一个被日本判刑的台独分子

台湾，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无论如何，台湾要复归台湾人的台湾而后已。

这段话在大中国沙文主义盛行的今天，会被中国大多数人视为大逆不道的「台独」主张。但说出这段话的「台独先行者」，却因热爱中国而不被台湾自老蒋以来的当道者所喜。他就是在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的台湾留学生张深切。（当时国共还在蜜月期）

清朝统治台湾的两百多年间，有纪录的变乱65件，其中标榜「反清复明」的有11件。此外在变乱中自称为「王」或类似称号者，以及4件建立新年号的加起来则另有11件。分别是：1721年的朱一贵，1732年的吴福生，1786年到1788年的林爽文、庄大田，1795年的陈光爱，1804年到1809年的蔡牵，1832年的张丙，1851年的洪纪，1852年的罗阿沙，1853年的林恭，同年的曾鸡角，以及1862年到1864年的戴万生等事件。

其中尤其重要是朱一贵变乱时，曾把清朝官吏从台湾全部逐出，他自称「中兴王」，（台湾民间称他作「鸭母王」，因为他能指挥鸭群）并维持了二个月短命的独立王朝。但这些以建立有别于中国政权为目标的十一件变乱，发动者与跟随者都缺乏现代国家的意识，实在很难称得上是「建国运动」。真正有意识的「台独」诉求，开始1927张深切在中国对日本殖民者提出，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共同支持的「台独」运动。
张深切，1904年出生于台湾中部的南投。五岁时祖母过世，家贫无以为丧，生父就将他过继给在经营樟脑馆的姑表兄弟张玉书。张玉书是土著地主资产阶级，也是知名的诗人，收养这儿子后，多年不孕妻子也开始有喜，而张深切自幼聪明过人，深得养父喜爱。

七岁时，养父依传统送他入书房，接受中国传统教育，直到十岁时才把他送到「公学校」。当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采取的初等教育是双轨制。也就是学校分为只收台湾人（汉人）之公学校与只收日本人的小学校。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为了收揽台湾民心，才发布「国民学校令」，小学校与公学校合并改称为「国民学校」。（战后国民政府沿用至今）

张深切小学五年级时，殖民政府为了推动「内台一体」，禁止学生在校内说福佬语。张深切功课好，只用标准的日语，却因同学诬告而被罚打扫教室。他在打扫时忽然童性大发说：「鸟有鸟语，猴有猴话，为何我们不如动物，说自己的话还要受罚？」竟煽动同学「罢工」。
班长将他这段话报告导师国吉，国吉先是一阵毒打，接着又解送他到校长明石那里，把他毒打到昏倒，他的养父也被叫到学校来训了一顿，然后被退学了事。这时的张深切，是一个比父亲还激烈的「小小民族主义者」。
失学后的张深切在家无所是事，恰巧雾峰世家的三少爷林献堂，放暑假回台湾到张家拜访，见他聪明伶俐，就向他养父建议让他去日本求学。其实在台湾即使小学毕业，日台之间的教育依旧有别，以台湾人为对象的中学为数不多。当时的台湾人有产阶级望子成龙之风气极盛，因为听到「在内地之母国人对远来之人非常厚遇」的风声，所以纷纷将子弟送往日本留学。
1917年8月，张玉书听从好友林献堂的建议，让他负笈日本东京。他被编入传通院砾川小学校，并且寄寓于砾川小学校教务主任长盐的家。入学砾川小学校后的张深切，在亲切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围绕之下，不到半年之间，不要说外观，连精神上都变成了道地的日本人。晚年的他自己也承认：
「自民国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之间，我不但在形式上做过日本人，就是在精神上，也确实忘掉了我是个黄帝的子孙。我觉悟我应该做日本国民、说日本话、读日本书、学习日本人的民情风俗习惯，除此以外，不能有别的奢望。

初到日本的张深切，惊讶的发现日本竟与他在台湾想象的完全不同。以前在台湾时，日本人是殖民者，处处高人一等。他也以为每个日本人都有学问，只有管人，不受人管。不料到了日本后他才发现，日本不但有农民、还有穷人，甚至连日语说得都没有他标准。
当时能来日本的台湾留学生，大多出身资产阶级，而且生于日本占领台湾后，所以都能使用流利的日语，成绩也都不错，日本人对他们比对自己同胞还欢迎。照顾张深切的河本老师，
热心的教导他剑道，还讲日本名将「武士道」的故事给他听。于是他立志锻炼好身体，作一个顶天立地的「皇民」。他在学校中又交了两个要好的日本同学，称为「三剑客」。

那时的张深切，是发自心底的喜欢日本这个国家。这里比起台湾，没有同学的嫉妒、没有粗鄙的坏话、没有偏心的老师、更没有一些让他难堪的同胞。他真恨不得改个日本姓，免得让人看出他是汉人。他用心研习日本的国技－剑道，然而却也因此发生了另一个戏剧性的转折。
有一天下课时间，别年级的老师要他作对手练习，不料他的技术较高，那老师赢不了他，老羞成怒的竟不顾规则，用竹剑把他打得遍体麟伤，这已不是击剑，而是打架了。他的老师立刻赶来喝止说：「他是台湾来的，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。」但那打人的老师以为剑道是日本的国技，而他竟被殖民地的小学生打败，更加愤怒的在师生面前骂他「清国奴」。

两个日本老师为了他，差点大打出手。幸好他的老师顾及学生在旁边围观，拉着那个打人的老师回办公室。受了伤的张深切收拾道具、黯然离去，日本同学都安慰他。但他也因此明白，打他的老师骂他是「支那人」，保护他的老师说他是「台湾人」，可以证明无论他表现怎样优秀，身边的人对他多友善，他终究不可能是「日本人」。
1918年夏天，期望撤废「六三法」的台湾留学生组织了启发会，推举林献堂为会长。1919九年韩国发生三一独立运动，中国则发生五四运动，对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有极大刺激和影响。当时张深切在读「东洋史」这门课时，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：「我读了祖国的历史，好象见着了未曾见面的亲生父母，血液为之沸腾，漠然的民族意识，变为鲜明的民族思想。」
1920年，张深切由日本人家庭迁移到高砂寮，高砂寮位于东京小石川区的茗荷谷，是台湾总督府于1912年为台湾留学生盖建的宿舍，也是台湾留学生时常聚集的地方。在这里张深切认识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型人物蔡惠如。蔡惠如主张汉民族主义，时常规劝留学生学北京话、使用中国年号、将中国称为「祖国」。张深切在他的影响下，开始认定中国才是「祖国」。
1922年，张深切转学至青山学院中等部。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如火如炽的展开，推进文化 启蒙的台湾文化协会也于一年前成立。两项活动除了提高台湾青年关心民族与社会问题外，更带动去中国大陆留学的热潮。1920年赴中国的台湾留学生只有90名，但到1923年则激增为273名。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分析：文化协会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，是让留学生弥漫着台湾脱离日本统治的原因。
1923年年底，张深切怀着对祖国（中国）的憧憬，由台湾前赴上海。张深切对初抵上海一事，他说：「初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觉得异常温暖，满腔的热血沸腾了。」当时上海有许多台湾青年，其中最为活跃者有蔡惠如、谢廉清、彭华英、蔡孝干、许乃昌等十余人。在当年10月12日，创立「上海台湾青年会」，高唱「台湾独立」及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」，会员人数不久后就达五十名。
1924年3月，寄寓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罗豁家的彭华英等人，与朝鲜人吕运亨、许乃昌等人，创立共产主义系统的「平社」。另一方面，活动一段时期后陷于停滞的「上海台湾青年会」，自1924年5月起以蔡孝干为中心开始重建。同年五月，联合创立了揭橥「台湾民族」独立自治的「台湾自治协会」。
张深切是「台湾自治协会」创始者之一，重要干部还有蔡孝干、林维金、洪缉洽、谢雪红等人。6月17日是台湾「始政」纪念日，张深切和上述同志在上海务本英文专科学校举办演讲，批判台湾总督府。同年六月，「台湾自治协会」、「上海台湾青年会」及朝鲜临时政府人员约一三○名，聚集举行「台韩同志会」成立仪式，高喊「台韩民族」的自决。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人组织相当激进，无论是那一个组织，全都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的消极运动，主张台湾独立与自治。
1924年10月，张深切回台从事演剧活动，1926年再赴上海。此时的张深切以经商为目的，曾往来南京、苏州等地，但不久即血本无归，身无分文，决定前往广州、投身革命。当时的广州是中国国民党的根源地，又逢第一次国共合作。当时聚集于广州的台湾青年只有40人，大部份就读于黄埔军校或中山大学。
张深切在中山大学就读时，与张月澄、郭德钦等人，组织「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」。但不久后内部日趋复杂，且发生主导权之争，因而张深切提案，于1927年3月27日改组为「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」。批判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太消极，也排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妥协，逐渐显露台湾独立之主张倾向，其后更揭起了台湾独立革命运动之旗帜。
1927年4月，张深切返台筹措资金时，适逢台中一中发生学生运动，受学生之邀，担任罢课作战委员会总指挥，领导学生罢课，被日本当局以煽动罢课嫌疑逮捕。同一时间在大陆，老蒋也在发动「清党」，青年团于六月间被认定为「左翼团体」而被命令解散。而日本官宪也派特务到广州配合「清党」，于台湾、上海、厦门等地，大肆检举四散的青年团成员。
这时张深切因台中一中学生运动事件而遭逮捕，8月时总督府得到老蒋提供的名单，趁学生暑假返台省亲，逮捕「青年团」相关人员，被捕者有32名，后来遭起诉者有11名，张深切也包括在内。
张深切是坚定的汉民族主义者，主张「独立」只为脱离日本统治，所以青年团里左右杂陈。虽然后来的台共组织的首脑，都是当时青年团成员；但张深切既反对软弱的右翼请愿活动，也反对暴力的左倾路线。然而当时老蒋的「清党」手段极残酷，只要被认定是「左翼团体」成员，不论个人主张如何，都被军警特务屠杀，甚至交由黑社会组织（如上海杜月升）执行。
幸好当时张深切人在台湾，被捕后总督府希望比照「罗福星」与「西来庵」事件，以「治匪法」判处这第一个主张台独者极刑。因为过去台湾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，采取的都是土匪式的武力革命，没有带着现代政治思想性的知识分子参与，总督府能轻易就将反对者定为「土匪」，一般台湾人民为了安居乐业，也支持「治安优先」。所以总督府对这个案子极为重视，希望「杀鸡儆猴」，阻止知识分子加入「汉民族主义」的组织。
但台湾当时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，却已经有了现代化国家的雏形，司法却与行政不相隶属。该案并无人被处以死刑。张深切在1928年2月21日，只被以触犯「治安维持法」罪名起诉。12月4日于一审被判三年徒刑，隔年4月15日二审被改判为二年，该案无人被判死刑。
系狱期间，他被当局要求签下「转向声明」（悔过书），但他断然拒绝。然而，他为何会在中国而主张台湾独立呢？他晚年时说：「因为当时的革命同志，目睹祖国的革命尚未成功，梦也做不到中国会战胜日本而收复台湾。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这句口号的目的，第一是要顺应民族自决的时潮，希求全世界的同情；第二是表示台湾人绝对不服从日本的统治，无论如何绝对要争取到台湾复归于台湾人的台湾而后已。」意即因为台湾「回归祖国」是绝无希望的事情，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张台湾独立。
1930年8月张深切出狱后，创立了「台湾演剧研究会」。11月，他在台中乐舞台上演出自己编写剧本的《暗地》和《接木花》。张深切会放弃政治性的台独运动，专心从事文化启蒙活动，与他在流亡厦门时的一段经历有关。
有一天深夜，客居的张深切听到一声惨叫，天一微亮，他出门不远就发现路上倒卧着一句尸体，头部浸在后脑破裂流出的血泊里，边上还有一颗沾了血的石头。他发现是凶杀案，立刻跑去报警。岂料警察听了他的报告，眉头深锁，不肯立刻前往；可是又惧怕张深切是「日本国民」，也不能「谁喊冤，先来三皮鞭」。
张深切看出警察在推托，于是招来了一台黄包车，请警察动身。警察无奈，只好搭车到了现场。可是警察只问张深切有没有看到凶手？他回答没有，警察就想离开；他拉住警察，要他调查死者是谁？住哪里？有什么亲人？死因为何？警察只是反驳，死者又不会说话，我去问谁？
这时围观的邻居纷纷劝张深切少管闲事，免得被栽诬成凶手。他迫于无奈，只得出钱请黄包车再将这位警察送回警局。到了晚上，警局又派人到当地募捐，把尸体草草埋葬，一件凶杀案就这样结案了。假如张深切不是「日本国民」，只怕还难以脱身。
这段「中国报案记」，让张深切恍然大悟。他知道了真正的日本，不是他在台湾时所想象的那个殖民母国；真正的中国，也不是他在台湾时所想象的那个祖国。台湾在日本统治下，汉人虽然受到歧视，但日本终究已经是个文明国家，司法可以保护人民。即使是他这样一个「叛国者」，只要没有武力行为，生命还是受到保障。
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，却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野蛮国度，人民的生命贱如蝼蚁、短似蜉蚰。张深切明白了革命奋斗却救不了中国，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出在主权，而在人权。人人都不知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？又怎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价值？于是张深切开始将生命投注于文学与戏剧。
1920年代后半，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急速高涨，1927年，「台湾文化协会」也转向共产主义，被「台湾文化协会」逐出的民族主义左派与右派人士，另外组织「台湾民众党」。1928年「台湾共产党」成立，翌年，「台湾民众党」内部之稳健派，重新组织了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」。
但在总督府的镇压下，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共产党，都陷于溃灭状态，台湾民众党也于1931年2月被禁止结社。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，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完全溃灭了。
但是，从「九一八事变」至「七七事变」数年间，郄是台湾人文学成果极为丰硕的时期。在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」(NAPF)的影响之下，台湾人与日本人于1931年合作组织「台湾文艺作家协会」，并且创刊机关杂志《台湾文学》。之后各种文艺团体相继在日本与台湾成立。1934年时，全岛性组织的「台湾文艺联盟」于台中成立，同时创刊机关杂志《台湾文艺》，由张深切出任委员长。
从台湾文艺联盟的名单来看，当时杰出的台湾作家，无分立场，几乎全都聚集在这个统一阵线下，张深切的人格魅力也在此得到证实。然而，「统一」的寿命却不长。张深切与持左派立场的杨逵，在意识形态南辕北辙，「台湾文艺联盟」还是在1936年分裂。
《台湾文艺》创刊后，杨逵成为日文部门之编辑。张深切是民族主义者，认为台湾社会的不公平，全都起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。此外他主张的是，所有的作家必须站在同一联合阵线上。但杨逵是社会主义者，他看到的是台湾社会内部之结构性矛盾，阶级压迫远在民族压迫之上。因此，他主张必须支持农工运动，文学作品则必须以无产阶级为立足点。
杨逵退出「台湾文艺联盟」后，创刊《台湾新文学》。以杨逵、赖和、赖明弘为首的许多左派有力文学者退出后，「台湾文艺联盟」逐渐弱化，《台湾文艺》于1936年八月停止发行，联盟本身之活动也趋于消灭。
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，张深切在台湾的一切行动都被特务监视。他即使放弃政治活动多年，仍然无法逃脱当局的纠缠。加上总督府对台湾的文化活动取缔更严，汉文出版被品被禁止，他只好离开台湾，前往「沦陷区」的华北。由于当时台湾人拥有日本国籍，「汉族日本人」被日本军方视为「中日桥梁」，在谋职上相当容易。1938年3月，抵达北京后的张深切，很快就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训育主任。
张深切在北京除教书外，对文学仍不放弃，创办了《中国文艺》。这本杂志虽然是由日本军方出资，担任主编和发行人的郄是张深切。他提出四个条件：（1）编辑方针和内容不受任何干涉。（2）杂志里绝对不刊登任何宣传标语。（3）保持纯文艺杂志的形态，不作主义思想的宣传。（4）不加入其它新闻杂志社所结成的团体做政治活动。
这四个条件，获得日方军方全部允诺。《中国文艺》刊登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、诗以及有关中国戏曲、绘画文章，是一综合性文艺杂志，完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。周作人和张我军每期都发表文章于《中国文艺》。如同张深切在创刊号「编后记」中所说：「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，只怕人心的死灭，苟人心不死，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，民族会至于沦亡？」
1940年，张深切因北京出版界内部中伤，以及占领军当局怀疑之对象，被贴上「反日」卷标。八月《中国文艺》二卷六期出版后，他被强迫辞职，《中国文艺》交给日本中央公论社接收。1945年4月，张深切被密告为抗日分子，遭日军一四二○部队三谷支队逮补，险遭不测，幸得天津特高机关长浦野受一郎中佐协助而脱险。
1945年8月，日本战败；张深切隔年返回台湾。洪炎秋出任台中师范校长，请他去担任教务主任。战前，张深切即活跃于中部地区，战后，重返台中后，除担任教职外，同样也活跃于文化界，从事文笔活动，当时中部的大报《和平日报》即偶有其评论与追忆文章注销。
1947年，228事件爆发，不堪国民政府迫害台湾人民起而反抗。张深切台湾人担心伤及无辜，将校内外省老师集中保护。但国军一上岸后，他立刻逃亡隐匿于南投中寮山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义行，但他在中国实际生活过，知道老蒋军队的野蛮。有趣的是，只要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台湾人，无论左右，都是先逃再说。
然而大多没有中国经验的台湾知识分子，以为祖国的军队总不至于比异族的还残暴吧？结果国军一登陆后，立刻针对全岛知识分子作了大屠杀，受害的名人包括：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，台大文学院代理院长林茂生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归来的台湾金融家陈炘、省参议员王添灯、制宪国大代表林连宗、省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、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、曾任新竹地检处检察官的建中教员王育霖、台北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及其律师胞弟李瑞峰、医学博士施江南、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炼、专卖局烟草课长林旭屏、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、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、徐春卿、李仁贵、陈屋、基隆市参议会议长杨元丁、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、制宪国大代表，花连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及其两名医师儿子张宗仁、张果仁、著名画家陈澄波、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、卢炳钦、三青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、台南县商会理事长，县参议员黄妈典、台南市的著名律师汤德章、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、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等。这些不胜枚举，台湾各地的社会菁英，绝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动，但却无故遇害，国军既是前来「平乱」的，为何却连没有「乱」的人也要「平」？显然他们不是被误杀的，因为不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，有那么多社会菁英人士会如此「巧合」被误杀，那是老蒋安排下有计划的谋杀。经过这场知识分子大屠杀，台湾人从政的机会更少了。

结束多年的逃亡生活后，复出的张深切从此对于公职不再感兴趣，更加绝对的脱离政治活动，沉溺于中国古代哲学世界与文艺创作。晚年，他在台中市开设一家纯吃茶的「古典」咖啡沙龙。1965年11月8日，在郁郁寡欢里死于肺癌，享年62岁。

「台湾，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无论如何，台湾要复归台湾人的台湾而后已。」一生徘徊在母国与祖国之间的张深切，他是第一个主张台独来对抗日本的政治家，也是唯一同时参与30年代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作家，然而他最终不但放弃政治、也放弃文学。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里，又何必空谈主权呢？
张深切年表
1904 01 岁 8 月 19 日生于南投厅南投堡三块厝庄（草屯）。
1908 05 岁 过继给张玉书为养子。
1910 07 岁 启蒙于洪月樵。
1913 10 岁 进草鞋墩公学校。
1917 14 岁 随林献堂赴日，转读传通院砾川小学校。
1919 16 岁 升入丰山中学。
1920 17岁 转学东京府立化学工业学校；寄宿高砂寮，与彭华英、范本梁、林呈禄等来往，奠下投身政治社会运动基础。
1922 19 岁 去年一度返台；重回日本，插班青山学院中学部三年级。
1923 20 岁 赴中国上海，寄居台湾青年会馆。
1924 21 岁 就读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国语师范学校。参加台湾自治协会。10 月，与洪元煌、李春哮等筹组草屯炎峰青年会。
1925 22 岁 炎峰青年会演剧团成立，公演的剧本、导演多由其负责。11 月，发表处女作日文小说《总减》。
1926 23 岁 上海经商失败，转往广州，积极投入政治运动。担任广东台湾学生联合员会委员。
1927 24 岁 考入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。担任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宣传部长。5 月返台，因涉嫌鼓动台中一中罢课事件被捕，后无罪开释。因「广东事件」再度系狱。
1928 25 岁 「广东事件」判决，被惩役 3 年。
1929 26 岁 4 月，「广东事件」控诉审改判 2 年。
1930 27 岁 8 月，与何集璧寄发起「台湾演剧研究会」发会式。
1934 31 岁 担任《台中新报》记者及编辑。5 月 6 日，台湾文艺联盟成立，担任委员长。主编《台湾文艺》。
1935 32 岁 《台湾文艺》停刊，台湾文艺联盟式微。。
1938 35 岁 定居北平，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训育主任兼教授。
1939 36 岁 担任《中国文艺》主编及发行人。担任台人旅平同乡会会长。1942 40 岁 弃笔从商。
1945 42 岁 协助滞留北京的台籍日本军返台。
1946 43 岁 携眷返台，担任台中师范教务主任。
1947 44 岁 因二二八事件逃亡，避居山中期间完成《我与我的思想》《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》等著作。
1948 45 岁 《我与我的思想》、《狱中记》、《台湾独立革命运动史略》由台中中央书局出版。
1951 48 岁 发表《雾社樱花遍地红》于《旁观》杂志。
1954 51 岁 《孔子哲学评论》出版，即遭查禁。
1957 54 岁 自编自导电影「邱罔舍」。
1961 58 岁 在台中市先后开设圣林咖啡厅、古典咖啡厅。《遍地红》、《里程碑》4 册出版。
1965 62 岁 《我与我的思想》增订再版。11 月8 日病逝。